今年11月1日，2025年第九届三江高秀红薯文化节暨桂湘黔侗乡薯王争霸赛将在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中国传统村落高秀村举办。这一延续十三载的节庆活动，届时将有多彩的民俗风情在这里倾情上演，有丰富的特色美食在这里尽情享受，更有动听的团结之歌在这里和谐奏响。“小红薯”长出“大内涵”，“小节庆”蕴藏“大文章”，这里除了有“舌尖上的狂欢”，更有“文化上的惊奇”。

从文化地理学、民族社会学与文化遗产学的多维视角来看，三江高秀红薯文化节通过物质载体（红薯）与非物质文化（侗族习俗）的深度融合，以及构建跨区域、跨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使得其已不仅是传统农耕文明的现代表达，更是侗族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创造性结合，为三江建设桂湘黔环“三省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提供了乡村实践。

特殊的地理位置：湘桂文化长廊中的枢纽侗寨

高秀村地处“湘桂百里侗族文化长廊”中心地带，是湘、桂两省区交界的文化枢纽。村落位于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分水岭的科马界山北坡，海拔600-800米之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两条由东南流向西北的小河流穿村而过，将高秀村民居大致分隔为四个组团，形成独特的传统侗寨村落格局。这种地理空间不仅塑造了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生态特征，更在历史上成为连接湘桂的多领域“双向奔赴”通道。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高秀村与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高步村、高团村、横岭、皇都村等村落形成“百里侗乡文化长廊”。这些村寨通过共同的水系网络、文化渊源和民族分布，形成了密切的“山同脉、水同源、语同音、族同根”的深层次互动互联关系。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些跨省区的民族村寨间年均举办“月也”等交流活动达50余场，参与各族群众超过2万人次，构成了一个活跃的跨省际民族文化共享圈。这种以红薯产业为纽带的区域联动，为村级红薯节升格为桂湘侗乡联动的节庆奠定了地理与文化基础。

少数民族地区这种跨区域文化共享机制，成为广西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的基层实践。通过红薯节这一平台，高秀村不仅展示了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促进了桂湘两省区交界地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基层力量。

悠久的历史沿革：铸牢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升华

高秀村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演变史。全村三百多户一千多人，由杨、吴、谢、石、陈、向等姓氏组成。据当地口传，自明清以来，该村居民的祖先分别从贵州黎平和湖南通道等地的侗乡迁来，这种多姓共居、多地共聚的格局体现了侗族“融合”的文化特质。村落里各姓氏和睦相处五百余年，形成了侗族地区乡村特有的“团结互助、和谐共生”的和美社会结构。

作为“国字号”少数民族传统村寨，在保护与发展并重的理念下，高秀村获得了多项荣誉：1982年被评为全国生态文明村，2009年被评为自治区文明单位，2011年被评为“柳州市十大美丽乡村”，2014年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6年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些荣誉不仅标志其文化价值获得了各层面的肯定，更见证了高秀村在文化保护与乡村振兴方面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和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侗族村寨）预备名录，意味着其人文历史和民族文化获得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

红薯种植作为稻作文化的其中之一，在高秀村有着悠久历史，但真正形成产业规模始于2012年。那一年，高秀村以“一村一品”为发展理念，成功举办首届红薯文化节，通过“以节促融、以融促兴”一举打响“高秀红薯”生态农业和节庆文化品牌。从此，红薯种植规模从当年的82亩，发展到2025年的近400亩，亩产从800斤提升至2000斤，以红薯、茶叶和韭菜为产业基础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从零增长到2024年的35万元。自2012年首次举办红薯节以来，从单一农产品展销升级为民族团结盛会。节庆通过月也、多耶、百家宴等传统民族文化活动，将侗族歌舞文化、饮食文化、社交文化“打包”展示，使村民在共享丰收喜悦中增强文化自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内生动力。这一发展历程，正是民族文化赋能产业发展和民族团结的生动体现。

多彩的节庆形式：民族文化与团结实践的有机融合

高秀红薯节的节庆形式体现了侗族文化的集体主义特质。其中，“拦路迎宾”已从单纯的迎客仪式升华为文化认同的展演。在2023年第八届红薯节上，“拦路迎宾”仪式参与宾客达3000余人，集体对歌环节此起彼伏，展现了当地群众“以歌会友”的待客之道。这一仪式在湘桂交界的侗寨中广泛流传，是高秀与广西三江县内其他村寨以及与湖南通道毗邻周边侗寨共同的文化共鸣，成为连接省际交界区域各世居民族之间的感情纽带。

巡游、多耶和芦笙踩堂则通过身体语言的集体演绎，实现了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在节庆中，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人们一起参加多耶文化体验；芦笙踩堂表演队伍来自湘桂两省区的多个村寨……这些民间文化活动需要长时间的集体训练和默契配合，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培养团结协作精神的实践课堂，让参与者在文化交流中消融民族界限和地域禁锢，增强了普世性的文化认同。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传统百家宴所体现的“共食文化”。在2025年春节期间，高秀村与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都天村的“月也”活动，村民们摆出几十米的长桌宴，所有饭菜都来自高秀村的各家各户，再现了侗族传统百家宴的共食文化。这种“吃百家宴，纳百家福”的体验场景，通过共享食物建立社会联结，创造出特纳所说的“共同体”沉浸式体验，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族融合关系。

深厚的文化内涵：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的乡村实践

高秀村的文化内涵，既植根于集体性的非遗传承，也闪耀在个体性的文艺创作之中。 这里不仅是歌舞之乡，更是名副其实的“作家村”。高秀村及“百里侗乡长廊”一带其他湖南籍侗族村寨的文化体系结构都较为完整，建筑文化、歌舞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稻作文化等均得到了有序的活态传承，木构建筑、侗族大歌、侗族琵琶、侗戏、多耶、百家宴等传统非遗深度融入到当地群众的生活当中，大家把好日子“天天放在歌里过”。除了传统民族文化，高秀村的文学艺术创作底蕴也颇有根基。这里先后养育出了杨仕芳、谢兴华、吴广等自治区级和国家级作家、书法家、画家、文化学者以及多位非遗传承人等，文学艺术创作梯队覆盖老中青少四代人的文化接力。截至目前累计创作出版文学艺术著作和文化研究论著近30部（件），为当地社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进步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发展成果的文学艺术创作转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秀红薯节的深层价值在于其构建了一个由内及外、由小及大的多层次的文化共同体。从微观层面看，它强化了村寨内部的社区凝聚力；从近观层面看，它促进了湘桂交界地区毗邻侗族村寨的互动交流；从宏观层面看，它成为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有效窗口。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构成了地方少数民族群众的共有精神食粮，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内涵支撑。

而高秀红薯节“展—聚—融”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成功实现了文化资源向多元融合的转化。具体而言：“展”是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展示当地特色农产品和侗族文化，2023年第八届高秀村红薯文化节暨首届桂湘黔环“八百里侗乡”薯王争霸赛吸引媒体报导200余篇，红薯等农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00万元；“聚”是实现多行业、多领域集聚，通过节庆引来农业界、商业界、文化界、学术界和文旅界等各行各业的人气聚集；“融”是促进多业态、多民族融合，高秀红薯节这种“农旅结合＋文旅融合”的实践模式，不仅周边村寨和其他地区的侗族、苗族、瑶族、壮族和汉族等群众踊跃参与，还吸引了湖南、贵州等地的跨省游客慕名而来，真正实现了多民族共庆、多区域共享的民间节庆效应。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共同构建了红薯节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

显而易见，高秀红薯节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食节，可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高秀红薯节以“湘桂百里侗族文化长廊”为地理基底，通过挖掘侗族集体价值文化（如月也、多耶、百家宴）的团结内涵，将地方“小节庆”升华为跨区域、跨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大平台”，不仅为地方生态产业振兴和民族团结进步持续赋能，更通过文化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提供了基层经验。

记者：谢以科

来源：风情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