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在三江的活动和

三江军民的抗日斗争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国民党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1938年10月，抗日战争也逐渐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战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国民党仍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并不断制造军事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为了对付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党中央提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斗争策略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还指示：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党员，应转移隐蔽起来，开展勤业、勤学、勤交朋友活动，宣传抗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全国抗日形势及中共地下党的宣传和影响下，激起了三江军民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热情，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斗争。

一、中共党员在三江的抗日活动

按照中央制定的方针，从1941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陆续有中共党员到三江，他们大多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抗日宣传和筹建抗日武装。

1941年春，丘行（邱如仑）从桂林转移到三江，在古宜镇中心小学任教，组织秘密读书小组，团结进步教师和青年，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9月，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销，部分党员被迫就近隐蔽，其中马伟（王粹新）到三江国民中学任教，传唱抗日歌曲，组织学生出墙报和开展演讲活动，宣传抗日。同年，中共党员田季文随香山慈幼院小学部从柳州疏散到丹洲，并进行抗日爱国宣传教育活动。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这期间，在中共党组织活动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下，三江的抗日宣传活动出现了新局面。

1943年春，中共党员何大群从桂林到三江国民中学任教，带来一批宣传抗日的书籍，并在师生中传阅。同时，组织学生上街进行文艺演出，宣传抗日。同年下半年，中共广西省工委派一批党员到三江，在富禄成立桂黔边特支，开展社会调查和抗日宣传活动，为组建抗日武装作准备。

1944年8月，田季文、雷玲夫妇随香山慈幼院小学部又从柳州转移，第二次到丹洲，被推荐代办丹洲中心校，并任校长。后来中共党员、国立桂林师范学院附中教师骆维强、郑克非夫妇，以及该院学生党员郑仲坚、陈炯高随校撤到丹洲，也到丹洲中心校兼课。他们一面教书，一面进行抗日宣传和社会调查，并计划组建抗日武装。之后，田季文夫妇还到八江乡八斗村办文化实习班，继续进行抗日宣传。

9月，日军进逼广西，桂林疏散，中共党员谭安犹和进步教师官健平等从桂林到三江国民中学任教，《新华日报》桂林分馆和书店的朋友委托他们将一部分社会、自然科学和宣传抗日的书籍带到三江。他们推着一辆木轮车从桂林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将书籍运到三江，并很快在三江国中销完。在校期间，他们团结开明校长梁立言和进步教师荣寿柏、曹蔓山、曹曼天等，利用学校学生会和班会组织歌咏队，唱抗战歌曲；组织话剧团演抗日话剧和歌剧；组织出墙报、黑板报宣传抗日。逢节日，还组织师生上街唱歌、演讲、张贴抗日标语。清明节，组织师生到斗江作春游游行宣传，给这个边远县份的小镇增添了抗战气氛，加深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11月，日军进犯长安，县政府下令三江第二、第三期疏散。谭安犹和官健平通过三江国中老师杨登岩胞兄杨登岳与县长魏任重是同学的关系，请求政府拨给武器成立抗日自卫队，抵抗日寇，保卫家乡。当时全县各乡都成立了自卫队，而县城兵力却很少。魏任重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拨出武器成立县自卫大队第二大队，并委派杨登岳为第二大队大队长。杨下乡招募了约120人，领了武器，成立了队伍，并推荐谭安犹为文书，官健平为政训员。此后，谭安犹、官健平随侯崇才中队到沙宜布防约两个月，直至日军撤出丹洲和龙胜才收兵。

二、桂黔边特支的建立及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2年7月9日，广西反动当局在桂林逮捕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七位同志，史称“七九”事件。接着又在1943年发生“一·一三”“一·一五”事件，反动当局先后在玉林、南宁四处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中共广西党组织再次遭受破坏。革命处于低潮，抗日战争仍处在最困难时期。

在此形势下，为保存力量，并开展抗日活动，省工委根据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除少数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继续留在城市活动外，已经暴露身份的、有被捕危险的党员立即撤离城市，到农村分散隐蔽，开展抗日活动。

“七九”事件后，融县藉党员梁林、路璠、莫矜、陶保恒、苏健、莫止凡等从外地相继撤回融县，分散隐蔽在老家或亲戚朋友处。在柳州工作的中共党员曾景也有暴露的危险，需要转移。

1943年3月，莫矜接到上级通知，调到田东县接受新任务。但起程后发现，沿途交通站大多已经被破坏，难以接上关系。于是，莫矜返回柳州，秘密住在郊区黄村头，听候上级重新分配。一个月后，仍无重新分配信息。他感到长此下去既有危险，也非长久之计，便向党组织建议，重回自己熟悉情况的柳北及黔桂边区，为党的恢复与发展，为宣传抗日贡献力量。开始，因未详细说明这个地区的情况，上级认为他单枪匹马不便开展工作，未予批准。此后莫矜再次向党组织说明：柳北是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深受封建统治和国民党压迫，迭经暴动失败后，对国民党仇恨更深，且受红七军两次过境留下的思想和政治影响，加上党组织曾派党员到这一带活动过，群众对共产党及其主张有一定的认识。如到桂黔边活动，既便于隐蔽，又可相机开展党的活动，宣传抗日，愿意先去“探路”，建立“踏脚石”。莫矜的说明和请求，最终获得批准。

1943年5月，莫矜带着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布置的“到桂黔边去做社会调查，开辟边区的工作”以建立“踏脚石”的任务抵达富禄，通过他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同学赖广基的关系，认识时任富禄中心校校长赖宝基，被安排在该校任教。莫矜夜以继日勤奋工作，以出色的成绩取得了师生和社会的好评和信任。同时，他又以谨慎的态度培养进步教师江明、傅岳嵩和邮电所工人杨国骥。

莫矜在3个多月的勤奋工作和交往中，不但站稳了脚跟，了解了富禄及周边的社会情况，还在富禄和附近的贵州省从江县大年乡谋到了几个教师职位，为其他党员前来开展活动打下了基础。

9月，省工委书记钱兴接到莫矜完成“踏脚石”任务的汇报后，决定由梁林牵头，带领路璠、陶保恒、陶树才、莫止凡、苏健、曾景等党员到桂黔边开展工作。9月中旬，梁林、路璠、苏健到大年，在大年小学当教师。莫止凡、曾景、路伟芳3人到富禄，与莫矜一起在富禄中心校当教师（陶保恒、陶树才原安排到高安小学任教，但他们到高安后，因学校未开学，工作得不到落实，加上人地生疏不好久留而返回融县）。他们到大年、富禄后，于10月间在组织富禄成立了中共桂黔边特别支部（又称富禄特支，为中共广西省工委1942年至1945年间在广西各地所建立的18个县级党组织之一），由省工委直接领导，梁林任特支书记，路璠任副书记。特支下设大年、富禄两个党小组，梁林兼任大年党小组组长，莫矜任富禄党小组组长。特支共有党员六人。江明、傅岳嵩、路伟芳三位积极分子由特支小组成员分工培养，安排工作。

在大年和富禄中心校，特支的党员们除了参与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外，同时以学校为基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出墙报、写标语、演话剧，教唱《黄河大合唱》《毕业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国歌曲，形成抗日救国的宣传热潮，使人们树立了“赶走日本鬼，不当亡国奴”的信心。特支还通过邮电所进步职工杨国骥订阅《新华日报》《群众》《大众哲学》等报刊，收集抗战宣传资料，在师生中传阅。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家访和社会调查，秘密派党员到洞头、田寨、梅林和贵州等地了解情况，熟悉周围环境。其间获悉在贵州榕江、黎平等红军长征曾经过的地区，有一个叫杨大姐的人在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游击活动，特支即派人到那里联系，希望与他们联合共同在桂黔边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但探访的结果是找不到杨大姐其人及其队伍。

正当特支工作有了头绪，准备进一步开展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一是苏健在大年街上遇见一个外地熟人，此人有政治背景；二是抗日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三是从富禄乡公所传出消息，当局要到富禄清查外地可疑分子。

特支通过研究认为：富禄、大年是少数民族山区，条件不错，但碍于特支成员不懂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不易深入群众，也容易暴露自己，加上梁林、路璠、莫矜又都是“要犯”，名头大，既然有了坏消息，必须提高警惕，采取对策。于是作出分批分路撤出富禄、大年，并转移到人情、地情比较熟悉的融县的决定。特支转移到融县后，将情况向省工委作了汇报。当时，日军第二次侵入广西，抗日烽火在各地蔓延，融县的抗日救亡活动急需加强党的领导，省工委遂决定同意特支转移，把活动方向转向融县、罗城、柳城等更为熟悉的内部地区，开展抗击日寇、保卫家乡的斗争。

1943年底到1944年初，特支转移到融县，改称融县特支。富禄方面的工作留下曾景坚守。

1944年11月底，莫矜又重回富禄向曾景等部署工作，要他们组织进步青年到敌人后方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春，融县特支又派莫止凡到富禄召集曾景、江明、傅岳嵩及郭涛杨、欧铭远、侯某某等进步青年到融县参加抗日队伍。至此，原中共桂黔边特别支部（富禄特支）的党员及其培养的进步青年都到融县参加了抗日挺秀队。

三、日军侵入丹洲及所犯罪行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为了挽救败局，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发起一场气势汹汹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其目的在于建立一条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通过破坏设在中国华中、华南的中美空军基地，并以中国为基地作垂死挣扎。9月，日军出动了第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8个师团，加上第五航空军和2个独立旅团，共15万兵力，从湖南沿湘桂铁路南下，从粤西沿西江而上，由雷州半岛经粤桂边境北进，分三路大举进攻广西。由于国民党守卫广西的兵力有限，加上各部队为着自身利益争相保存实力，消极抵抗，在日军猖狂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同时又压制人民的抗战要求，防共反共之心仍很严重，不能做到广泛发动民众，联合各方力量一心抗日，致使日军长驱直入。虽然这期间也有部分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桂平、桂林一带顽强反击，但终究不能抵御强敌。9月11日，黄沙河失守，22日梧州被占领，28日平南失陷，同时湘西战局也吃紧，日军形成了南北夹击广西之势。10月26日，日军向桂柳地区发起总攻。

11月10日，桂林沦陷。11月11日柳州沦陷。11月17日融县长安镇沦陷。三江先后宣布第二期、第三期疏散（9月黄沙河失守后三江已划定平流、八江、同乐、富禄、林溪等乡为各机关疏散地区，由各乡民众视战况临时指定疏散于背敌50华里以外地区，并于10月14日宣布了第一期疏散），邻近三江的贵州省从江、榕江两县也宣布疏散，县境溶江一带震惊。国民党三江当局为此立行署于富禄，以便指挥溶江区各乡政务。

日军占领长安后，在长安设立作战指挥部，派出部队对周边进行探视和掠夺、骚扰。1945年1月31日，日军派出小股部队从长安镇出发，侵入县属丹洲乡的丹洲、板江、铁炉、七星、白露5个村、屯，大肆进行骚扰。丹洲四面环水，日军侵入时先以钢炮轰击，见无人抵抗（人员已大部疏散），便长驱直入。日军进入丹洲后，放火焚烧了尹香林、李丙珍、陈东源、邱敬宗、刘祖谋、刘祖玲、郑合泰、顾仁茂、梁恒福堂、王满堂、刘本华、陈老红、赖秦氏、杨再林、陈修德堂、杨祥盛、李甫田、杨念笏、缪启章、杨源安、章晋丰、杨怡利、郑复泰、尹绩昭、郑尹氏、刘洸记、姜秉琼、陆滋铭、蒋德生等村民的房子和店铺及丹洲中心校、丹洲防火会、丹洲乡公所等房屋共40余座（间），用刺刀刺伤向前阻拦的居民杨兆奎（杨六爷），以步枪击伤居民陈锦祥（陈老宏），掠夺乡公所枪支5支、电话机1部，抢夺乡公所粮仓和居民大米8.4万斤、稻谷3.3万斤以及群众衣被、茶油、木材、家畜、家禽、档案、图章等财物一大批。而后又强迫居民当挑夫搬运上船。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申言年老体弱挑不动，即被斥责：70岁要挑70斤，看你挑不挑。老人实在挑不动，日军便强令他手脚着地，匍匐而行，并将他当马来骑以取乐。一位名叫傅鼎新的中年居民，讲话结巴，日军叫他挑担时，他颠三倒四的应着。日军认为他故意装疯，便用绳索套住他的颈脖拖拉，把他活活拖死。

日军在融县驻扎期间，还两次到丹洲强拉几十名妇女到融县日军驻所当慰安妇。

同年4月1日，美国军队在日本冲绳岛登陆。4月5日，苏联宣布废除1941年4月与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为对日宣战作了准备。为应付新局面，日军决定撤走华南地区的部分兵力，加强华北和华中。日军在撤离柳州、长安前，获悉有不少豪门富商携带资财疏散于丹洲，便再次入侵丹洲，进行大肆掳掠。

4月12日，日军从长安乘坐20多艘船沿江而上，直驶丹洲。日军侵入后，妇女遭奸淫，房屋被焚烧，大批粮食和财物被掳掠。

据民国《三江县志》和自治区档案馆收藏的《广西抗战损失调查表统计》记载，日军曾4次进犯丹洲，两次侵入掳掠，被日军杀死、致伤和染病患病人数达5000多人，其中被杀112人、伤135人、染病死亡946人，丹洲乡直接经济损失436708000元（国币），其中被烧毁房屋和店铺521间，财产、财物、家畜、家禽等损失折款324708000元。因日军侵入丹洲，县内机关被迫迁移，人员疏散，增调运输船具和搭建浮桥。为阻止日军过境，又毁坏一部分桥梁和公路，造成全县间接经济损失53万余元。

日军侵入三江的范围虽然仅限于丹洲乡部分村屯，与沦陷区相比，属受损失较轻的县份，但日军所犯下的罪行同样罄竹难书。

四、三江军民的抗日斗争

三江虽属边远山区县份，但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日军对中国内地的不断蚕食，暴行益猖，广西和全国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三江军民也积极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宣传和抗日斗争活动。

1.成立相应机关，组织群众疏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西省政府进行全民抗战动员，三江成立了抗战动员委员会，当年动员出征抗日壮丁1852名。为适应抗战需要，三江于1937年组建递步哨团，以县政府为总哨，设总哨长一名，由县长指派有军事才识者担任，综理递步哨一切事务。各乡设分哨，由副乡长或干事兼任分哨长，并于老堡特设递步站。总哨以县警察队士兵为哨兵，递步站和分哨设通讯班，每村街抽壮丁一名到乡哨服役。迅速传达命令和消息，抽调有军事才识人员组建递步哨团。乡设分哨，并置通讯班，每村抽壮丁一名到乡哨服役。

1939年2月，为防日军轰炸，加强防空，按编制序列，三江设立第十七防空队，负责收集防空信息，宣传防空知识，做好防空准备和应急处置。日机几次飞越三江上空，防空队都及时从前方和上级获得讯息，通知县城居民作好防空避难与财产保护。1942年9月，当一架美机与日机作战后，因迷航油尽在斗江上塘沙洲迫降时，防空队组织人员将飞机拆卸后，用船运到柳州，并将飞行员护送到桂林。

1944年，桂林、柳州沦陷。日军侵至龙胜、融安时，三江成立疏散工作委员会，视战事发展，有计划地组织群众大疏散。1944年10月14日组织第一次疏散；11月17日，日军侵至龙胜县属江底，融县长安沦陷，三江组织第二次大疏散，邻近长安的丹洲乡进行第三次疏散。

1945年1月至4月，日军两次侵入丹洲期间，县城和各乡镇都制定了紧急疏散方案。国民党三江当局在县境西部富禄设立办事处，以备县城沦陷之后，继续组织民众守土抗敌。

在疏散期间，当局还成立赈济委员会，安顿和救助疏散难民。

2.安顿内迁机关，为疏散人员解决食宿

桂林、柳州沦陷后，三江成为主要疏散地的县份之一。经三江绕道去重庆、昆明、贵阳的军政要员、部队和机关很多。其中过境的军政要员、达人硕士百余人，在三江疏散暂居的有25人。疏散到三江的单位有48个，过境的国民党军队有第二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一、第四十一、第四十六、第七十九和第九十三军。安置驻古宜的单位有：军令部通讯总所一四五分台，航委会中央情报所无线电第一五四、第一九九、第二一五分台，广西绥靖公署通讯兵团，广西无线电台第四八三台，航空第十分站台，第一一四陆军医院，以及银行、金库、仓库和学校共23个单位。驻富禄的有：财政部税警第三团，陆军第九十一医院、第一一五医院，广西省立医院，军令部通讯总所第八十三分台，驻桂粮秣处第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三仓库，广西盐务管理局柳州分局和广西大学、桂林师院、桂林监狱等16个单位。其余9个机关单位安置疏散在林溪、老堡和良口。众多单位和外地疏散人员的到来，食宿均成当务之急。民国《三江县志》载：“因田赋尚未开征，军粮不敷应付，勉借各乡农仓县级公粮垫支，超额过巨，粮仓为空……不得已而向古宜、富禄两地商民借拨”以解燃眉之急。在县赈灾委员会的组织下，全县发动募捐，募获捐款92000元，并举行桂剧义演，义演获款252755元。其间，还对湘、桂各地迁徙到三江的700多名难胞每人救助400元。

3.组建抗日武装，守土御敌

1943年9月至12月，中共桂黔边特支建立后，曾着手组建抗日游击队，后因形势变化，转移至融县改称融县特支并组建抗日挺秀队。

1944年下半年，田季文、雷玲夫妇与另外三名党员计划在丹洲组建一支抗日游击武装，后因其他党员另有任务调走，游击武装未能建成，只是利用教师职业为掩护，加强抗日宣传活动。

1944年9月，黄沙河失守，桂林、柳州告急，湘西战局也吃紧。为防日军长驱直入，县政府和县抗战动员委员会发动数千民工将接近湘西之大小道路及通龙胜之桂穗公路、和平至板榄道路彻底破坏，以备堵截敌人。凡河内船只亦加以管制，除军运之外，不许外驶。又为了利于群众疏散和部队行动，于古宜、光辉、老堡、丹洲等处架设浮桥。

11月，桂林、柳州沦陷后，三江成立民众抗战指挥部，组建县、乡、村抗日自卫队。全县共成立县、乡自卫大队32个，村自卫中队287个，编成8个自卫联队。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在三江招募600多兵员，成立“威南支队”，分为5个大队，16个中队，分别驻扎头坪、和里、泗里、老堡。支队司令部设在和里“三王宫”。

同期，三江当局根据广西省府的旨意，起用当时驻富禄的贵州省黎平县地方武装杨标部几十人枪，并就近扩编至500多人。融县长安镇沦陷后，这支民众抗日联队和“威南支队”到融县的遥送、珠玉一带活动驻扎，并前进到融县浮石与日军交战，初获小胜。后日军反扑，战事失利，即撤退回板江防守。

驻三江的国民党阳峡部队，也曾出发到珠玉一带与日军作战，击毙日军20余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9月8日，三江各界人士在县城古宜举行庆祝大会。会场悬挂对联一幅：“八载血痕殷，九死一生，才争来最后胜利；千秋青史在，五光十色，须记取空前殊勋。”正午，鸣炮101响，会后举行火炬游行。之后，当局在县公共体育场北端建立抗日烈士纪念亭，纪念三江出征抗战中牺牲的烈士。

在抗战期间，三江共出征抗日壮丁7402名，上交军粮470万斤。据1992年出版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志》和李强、任震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的《抗战阵亡将士资料汇编》录自《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的记载，仅在抗战中牺牲的三江抗日壮士（部队官兵）就有61名。三江虽属边远贫穷的少数民族山区县份，亦尽己所能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共三江侗族自治县委员会史志研究室吴启强

2025年8月15日